北京村级产权制度改革样本调查-腾龙娱乐中心

　　农业部日前发布消息，今年将进一步扩大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整省试点至22个，与此同时，能让农民变成村集体“股东”的农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改革试点正在全国多个地区推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顶层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今年有望密集出台。简单来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把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变为现代企业制度。截至“十二五”末，北京市村级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比例达到98%。北京的农民也找到了一条持续增收的路径。虽然成绩斐然，但在这条改革的路上中，也还有一些问题亟须破解。

　　农民不仅拿工资还有退休金

　　在北京北五环外，有一个地处海淀、朝阳、昌平三个行政区交界处的科技园区——中关村东升科技园，这是北京第一个由乡镇自主建设，所有权和收益权归全乡农民集体所有的科技园区。目前这里已成功探索出了一条集体产权开办科技园区的路径，解决了农民可持续增收、产业转型升级等诸多问题。以它为借鉴，海淀北部的温泉、上庄、苏家坨、西北旺4个镇，按照“一镇一园”的布局，4个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办的科技园已经启动。

　　十几年前，这里有锅炉厂、拉丝厂等众多工业化企业。随着海淀区东升镇“退二进三”， 2001年，东升科技园开始立项，但当时只是个工业园区。

　　北京商报记者曾采访过家住东升镇后屯村的屈建凯，他原来是原东升锅炉厂的职工，现在就职于中关村东升科技园内的东升博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除了在公司的日常工作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中关村东升科技园股东。他享受10余万股的股份，每年为他带来几万元的收益。

　　东升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东升镇从2002年就开始做资产改革，把劳、工龄进行有效配比，经过计算后“糅”到股金里，这一工作截至2013年已全部结束。据统计，目前，东升科技园解决了当地200余名农民的就业。东升镇的股东总人数达到了6000余人。

　　在东升镇东北方向不足20公里，是由原苏家坨乡、聂各庄乡、北安河乡合并而成的苏家坨镇，是海淀北部重点发展的四个镇之一。长期以来的主导产业是农业，苏家坨镇的经济发展在海淀区属于比较落后的，“一镇一园”无疑是苏家坨的一个发展利好。

　　“园区的建设必将推动区域形态的变化。首先是原来的农村地区变成了社区的形态，第二则带来了产业的调整。”苏家坨镇副镇长贾德友对北京商报记者说，苏家坨镇有19个村，在建设中，也在平衡村集体和村民的利益，希望通过科技园区的建设实现地区的老百姓拥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带着“产业进城”。

　　位于南四环和南五环之间的丰台区南苑乡南苑村，经过三年的运作，早在2008年底就开始了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村民成为股东，还能定期拿分红。据介绍，当年村里通过村民代表大会，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流转归村集体，由村里统一管理。村里成立公司，并进行资产评估，农民们也摇身变成了公司的股东。村集体成立了公司，有了产业，有了收益，农民也得到了实惠：村民股东们除了每年能拿到2000多元的分红，这里的老人和城里的职工一样，可以拿到退休金，年底还有过节费。

　　同属丰台区的卢沟桥乡三路居村，在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后，组建了股份合作制企业——北京金鹏天润置业投资管理公司，公司又全额出资成立了“金鹏天润集团”，形成了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据统计，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三路居村的总资产由9902万元增加到了37亿元。

　　326万村民变身股东

　　让北京农民摇身变股东的正是北京市正在推进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是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村生产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是针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等问题日益突出，侵蚀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势在必行。

　　2014年，中央审议通过了有关农民股份合作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试点的目标在于探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明晰产权归属，完善各项权能，激活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新机制。

　　简单来说，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把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变为现代企业制度。

　　有专家表示，通过这样的改革，明晰了现社员、原社员、集体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量化了社员的集体资产产权份额，使广大农民成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一些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不再由上级政府包办代替，也不再由少数干部说了算，而是依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由股东大会或者股东代表大会民主决策，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主体和集体经济的受益主体。

　　来自北京市农工委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北京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累计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单位达到3873个，其中村级3854个，乡级19个，村级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比例达到96.9%。2013年北京市有1267个村、133万人实现了股份分红，股份分红总额34.8亿元，比2012年增加11.2亿元，增长47.5％，人均分红2611元。2014年，北京市累计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单位达到3878个，其中村级3859个。到“十二五”末，北京市村级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比例达到98%，326万农民成为股东，34%的村集体实现按股分红。

　　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制公司，还涌现了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北京市重点鼓励发展股份合作社、支持建立联合社，截至去年底，全市登记注册合作社达到674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达到31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还正在探索农村“三资”运营监管创新，海淀区试点设立了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集体合同清查和规范工作取得初步成效。

　　在《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中明确，未来一段时间，农村改革的重点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宅基地使用权基础上的农民闲置住房的盘活利用，以及深化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以上这些改革，核心是确权赋能，目的是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农村经济欠发达制约改革提速

　　改革必然经历阵痛。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发布的《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15-2016）》（以下简称《农村绿皮书》）中提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也需要耗费较高的成本；从总的情况看，改革的成本分摊政策和机制尚不完善。这种情况会影响基层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改革的质量。农村绿皮书分析，在农村集体资产改革中，由于政府财政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投入的不足，土地和农村其他集体财产成为维持村庄管理、向农民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社区保障的重要物质基础，从而对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产生了很大制约。

　　同时，集体经济发展水平亟待提高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面临的问题。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一组数据：截到2014年，北京市共有3498个新型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以一产为主的村共有1953个，占55.8%，这些村集体收入普遍偏低或者没有收入，在改革中只进行了人员界定和清产核资，不能进行股份量化和分红；以二产为主的有78个，仅占2.2%，并且多以小型建筑构件加工为主，缺乏可持续性和竞争力；以三产为主的有1467个，占到42%，其中的80%又以土地和房屋出租为主，产业结构单一，运行管理不规范，且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难以持续稳定。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加大对村集体经济的扶持力度，拓宽集体经济发展空间仍然是今后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十三五”时期，将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农业加快推进“调转节”，促进产业融合、提质增效；城乡接合部“瘦身健体”、拆违还绿；郊区农村“强身健体”，加快淘汰工业大院和落后产能，推进人口疏解和产业升级。这些任务的完成尚需时日，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提速转型升级？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北京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农村集体经济是北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区域经济版图的有机构成。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对未来北京新型城镇化和保持农村地区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城乡产业发展进一步融合的客观要求。特别是随着首都城市规模的扩张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农村地区也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潜力空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顺应北京产业高精尖发展要求，引‘智’借‘智’，重点聚焦科技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休闲体验农业，具备条件的地区也可以瞄准文化创意、科技孵化等，从自身区位、资源和优势入手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赵弘说，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在“引进来”的同时，还要积极“走出去”，强化与河北天津临近北京地区的联动发展，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形成资源与优势互补发展的格局。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文 王飞/制图

　　截至去年

　　●98%村级完成产权制度改革

　　●326万农民成为股东

　　●34%村集体实现按股分红